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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个和3500个
对徐志伟的第一次采访是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新华医院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的手术室里。他正在一遍遍地洗手，为一个关胸手术做术前准备。这只是个简单的后期小手术，数天前徐志伟教授已成功地为这个即将接受“关胸”的宝宝，实施了完全性大动脉错位纠治手术。关胸后，这个出生不及一个月的宝宝，没几天就可以彻底告别与生俱来的心脏病，康复出院了。
手术台上，全身赤裸的小宝宝右歪着脑袋“睡着”了，身上、鼻子和口腔里插着各种导线和管子。他放在身体两侧的小手握着拳头，仿佛在睡梦中说：“嘿，魔鬼，你带不走我，再斗一斗吧，我快要胜了！”
小宝宝被送到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时才出生25天，他出生时口唇和指端青紫、呼吸急促，这是小儿先天性心脏病的典型症状。而且，他患的是青紫型先天性心脏病中最凶险的一种——大血管错位。在他的心脏里，血管与心室的连接与正常人完全相反，也就是说他的右心室连接主动脉，左心室连接肺动脉，这样右心室的静脉血直接进入主动脉出现青紫，左心室的动脉血(含氧的血液)到达肺内氧合而造成全身没有氧合血供应。这种错位，若不尽快实施手术，一般不会活过一个月。
几天前，也在这间手术室里，徐志伟在宝宝只有鸽蛋大小的心脏和1毫米粗细的冠状动脉上，把一个根本性的大错误成功地纠正了过来。大动脉血管的切断、换位、缝合，即使对成年患者来说，这也是一个庞大的外科手术，更何况小小的心脏，细细的血管，所以这是心脏病手术中难度最高的一类手术。每一步都好似走在钢丝绳上，每个动作都不容失误。这是对生命的微雕。
事实上，对这种高难度的手术，这位新华医院、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的心胸外科主任、博士生导师已习以为常。他治愈的各类先心病宝宝达3500余例。近三年来，徐志伟实施的这种完全性大血管纠错手术达66个，其中最小年龄为出生后11个小时，最小体重为1450余克，至今保持着“国内之最”的纪录。目前，徐志伟教授在危重复杂先心病外科治疗上的各种探索和创新已形成规范和标准，填补了国内空白。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小儿心胸外科始终代表着国内最高水平，如今，每年治疗小儿先天性心脏病1500余例，治愈率达97%。2003年，徐志伟和他的同事们运用大动脉换位术连续纠治20余例室间隔完全性大血管错位患儿而无一例死亡，标志着我国先心外科已达国际先进水平。
随时准备拿起手术刀
再次采访徐志伟，徐教授正在重症监护室。我们在一张小小床前停了下来。在这张四周接满监护仪器的摇篮大小的床前，一个长着满头黑发的小小宝宝安安静静地睡着了。他看上去脸色红润，呼吸平稳。徐教授看了看床后的仪器显示屏，满意地说：“心功能很稳定，他已经完全与正常孩子一样了。”
就在几天前，这个刚刚出生48小时的宝宝也接受了完全性大血管纠错手术。这天，我们可能是最后一个在医院探望他的客人，下午，小宝宝就将和他的妈妈一起出院回家了。
在舒适的监护室里，小宝宝睡得熟极了，大概不会侧耳细听给了他新生的徐医生那轻柔的声音，也不会看到这个整天提着冰冷手术刀的中年男子，面对他时脸上露出的那种动人的温柔。
徐志伟是医院里急诊手术最多的医生。这几年，许多病儿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一些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如韩国、马来西亚、印尼以及台湾、香港等地区的先心病患儿也专程到上海点名徐教授做手术，所以医院2／3的急诊心胸手术都是徐志伟做的，他常常一天24小时都呆在医院动手术。徐志伟甚至坦言，平时根本没有业余爱好，也没有什么节假日，随时准备拿起手术刀。今年“五一”，徐志伟荣获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
徐志伟1976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现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一毕业就来到小儿心胸外科工作。早年由于医疗条件和医疗水平的限制，将近90%的先心病患儿因为错过手术根治的最佳时间而失去生命。年轻的徐志伟立志要攻克这个难关。
于是，那些年里，徐志伟全部生活的就是上班开刀，下班钻进图书馆查阅文献资料或者到实验室做试验。他带教的博士生们说，图书馆有关心胸专业的所有图书期刊，都可找到他在不同年代的签名。他和导师们一起，从动物实验入手，在一次次的动物实验中经历了失败、重来、再失败、再重来的漫长过程，最终收获了成功。1986年，34岁的徐志伟前往著名的加拿大多伦多儿童医院心外科做访问研究，这期间他考出了Clinic Research Fellow证书和临床工作执照，这意味着他可以在加拿大行医，但他回国了。
从医28年后的今天，徐教授做手术，面对各种情况和突发事件，从容镇定，不同方案随手拈来，总能逢危化安。从上海市临床医疗成果奖到国家科技进步奖，他硕果累累。-
从心脏保护到脑保护
据2003年北京市儿童保健所统计，先天性心脏病是北京市5岁以下儿童的第一杀手。据统计，全国每年小儿先心病的发病率为出生率的7‰，早年只有10％的患病孩子能得到及时治疗。目前造成此病的原因还不清楚，但可以确定的是有遗传和环境污染的作用，还有就是怀孕早期感冒病毒或风疹病毒感染造成的。
在进行心脏手术时需要体外循环(就是用人工心肺机来代替暂时停止工作的人体心脏和肺)。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内医学界在研究体外循环对生命器官的保护上侧重对心脏和肺的保护。虽然新生儿的手术死亡率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但由于体外循环的输出效率还不能完全替代人体心脏的效率，因此病人手术后经常出现严重的神经系统并发症。
资料表明，体外循环手术尤其是深低温(人体温度20度)停循环(体外循环)后中枢神经系统并发症发生率为4％～25％。其中20％的神经精神功能紊乱持续6个月以上，5％的病人为永久性神经精神功能紊乱，直接表现为认知能力下降，如记忆力和学习能力下降、注意力集中障碍、视觉运动反应障碍等等。而一旦出现脑损害，往往意味着手术治疗的前功尽弃。
其实早在1960年国外媒体上就出现了有关体外循环术后脑部并发症的报道，但我国体外循环脑保护研究起步较晚。长期来认知能力下降作为一种手术并发症，并没有得到医务人员和病家的足够重视，常常被认为是一种与体外循环无关的现象。
1992年起徐志伟教授在国内率先开展“深低温低流量对脑功能影响的研究”，也就是低温脑保护研究，用降低循环来代替体外循环，保持足够的脑血流来提供氧和能量，以满足脑组织代谢的需要。
如果说心肺保护研究的目的是降低手术死亡率，那么体外循环的脑保护目的则是提高远期的生存质量，而后者已经成为医学研究的新焦点。
徐志伟的脑保护研究项目还包括“L一精氨酸在深低温停循环对未成熟脑保护的研究”和“深低温体循环脑损害机制度研究”。
早些年徐志伟想的只是“努力挽救孩子的生命”，如今他说，“不仅要让他们活下来，还要让他们活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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